自先秦到明清，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有三阅读理解及答案

自先秦到明清，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有三阅读理解及答案

二、现代文阅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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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先秦到明清，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有三：宗族、乡里和乡绅。宗族是由父系血缘关系而结成的组织，乡里是基于地缘关系而形成的组织，乡绅是指有官职或功名的地方士绅。这三者形成了古代不同时期的社会秩序。乡贤是乡绅中的良绅，他们根植、立足于乡土社会，以其士大夫的文化精神，影响、作用于乡土社会，上利国家，下益乡民。他们有些人通过读书获得功名，走出乡村，在外为官，但是在他们年老退休之后，选择了回乡养老。他们深受儒家礼仪教化的熏陶，一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，即便是退隐在野，也不忘教化乡里，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，如设义田、修水利、办书院、赈灾民等等。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，他们具有沟通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权利和便利，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策，亦可以代表民众向州县官进言。同时，他们又经常是宗族长，维持着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。这样一个阶层，在乡村社会实践着儒家“进亦忧，退亦忧”的理念，维系着乡村社会的秩序。

从大体上说，中国传统社会“皇权不下县”，国家正式的行政机构管理只到县一级。这就为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留下了很大的空间，使得乡贤对于乡村的治理成为可能。乡贤属于士阶层，其与乡村发生紧密联系在宋代以后。先秦时期的士主要依附于贵族，如张仪、苏秦之辈，纵横捭阖，他们都很少与乡村基层发生关涉。秦代不重文教，焚书坑儒，压制读书人，士人虽多散落在民间，但甚至连道德教化的作用也谈不上。魏晋重门阀，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”读书人多集中在世家大族。有些可以被当作乡贤的，其影响乡里也只限于道德教化方面。

直到隋唐科举制度的实施，才打破门阀对士阶层的垄断。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在宋代以后逐渐增多，他们构成了乡贤的主体，并逐渐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来。最典型的要数范仲淹，他晚年捐献积蓄，在家乡苏州购置良田千余亩，设立义庄，在家族范围内进行慈善救助。为此他订立了义庄规矩，对米、绢、钱发放的对象、数量、方式等作了具体规定。后来吕大钧的《吕氏乡约》更是对乡民修身、立业等行为和婚丧嫁娶等活动作了规范性要求。宋代是乡贤发展的重要阶段。钱穆先生说，宋代有一种“自觉的精神”在“士大夫社会中逐渐萌茁”，这种自觉，就是“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，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”。

随着明代“一条鞭法”和清代“摊丁入亩”政策的推行，作为乡村基层的里甲制度逐渐流行，国家将缴纳赋税的职能交给民间社会自行办理，由此形成了明清以来的基层社会自治化。而地方政府因人力、财力的困难，难以有效地组织公共工程、福利机构和教育设施等，乡村的组织及公共产品的提供很大程度上依靠乡贤。清末民国，随着科举的废除，乡村的读书人通往上层社会的渠道被阻断，只好走向城市，乡贤大量流失。一向以乡贤为精神领袖的乡民在文化层面也丧失了指引，乡村道德水平急剧下降，其留下的文化真空很快被外来文化尤其是外来宗教文化所填补。由此导致的结果是，乡村社会急剧凋敝，基层社会变得动荡不安。

(摘自胡彬彬《古代乡贤与乡村治理》，略有删改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