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近代中国三次大论战】

(1)维新派和守旧派的论战

1898年前后，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。

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：

首先，要不要变法。守旧派坚持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，主张“宁可亡国，不可变法”。洋务派官僚张之洞也在《劝学篇》一书中反复强调封建的纲常伦理不可变。而维新派则根据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，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。他们提出，“变者天下之公理也”，只有维新变法，革除积弊，才能挽救中国所面临的危亡局面，以图求存和自强。

其次，要不要兴民权、设议院，实行君主立宪。

最后，要不要废八股、改科举和兴西学。守旧派反对西学，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斥之为“奇技淫巧”。洋务派虽认为西方的军事和技术可以学习，但坚持封建的政治制度、科举八股，尤其不能触动三纲五常。而维新派则认为要救中国必须废八股、改科举，办学堂、兴西学。

针对洋务派“中体西用”的口号，维新派驳斥道：“未闻以牛为体，以马为用者。”因为体用是不可分的，中学有中学的“体”“用”，西学有西学的“体”“用”，把中学之“体”和西学之“用”凑在一起，就如同要让“牛体”产生“马用”一样荒谬。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这场论战，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。通过论战，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，戊戌变法运动的帷幕随之拉开。

(2)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

1905年至1907年间，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，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《民报》、《新民丛报》为主要舆论阵地，展开了一场大论战。

双方论战涉及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三个：

第一，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。这是双方论战的焦点。

第二，要不要推翻帝制，实行共和。

第三，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。

改良派反对土地国有、反对平均地权。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优良，土地问题不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，不存在社会革命的可能。社会革命只会导致中国的大动乱。他们还攻击主张平均地权是煽动乞丐流氓，主张土地国有是危害国本。革命派强调，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严重的“地主强权”、“地权失平”的现象，而救治之法只有实行土地国有政策，通过平均地权以实现土地国有，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实现社会革命，才能避免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的出现。

这场论战具有重大的意义。通过这场论战，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，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，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。

但这场论战也暴露了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弱点。比如，他们主张推翻清政府，但对“革命是否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”的问题不敢作出理直气壮的正面回答，只是希望通过“有秩序的革命”来避免动乱和帝国主义的干涉。他们所说的“国民”，主要还是指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，而不是广大的劳动群众。在回答改良派攻击土地国有乃“欲夺富人所有以均诸贫民”时，反复申明，革命派政策非“损富者以益贫”，而是使“富者愈富，贫者亦富也”，也无疑反映了他们对地主阶级的妥协态度。这些理论和认识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。

(3)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

五四运动以后，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，马克思主义论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论者曾经进行过三次大的论争，分别是“问题与主义之争(同实用主义的论战)”;“社会主义论战(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争论)”;“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”。这三次大的论战，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，使更多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创造了有利条件。